未来身份测试
十年内，依然处于嘉靖朝萧条状态下的明朝地方官，选择默认了这个既成事实。但对于这些依然属于新来者的番邦来客，还是保有天然的。只是局势很快就朝着有利于葡萄牙人继续留在澳门的方向发展。
这倒不是因为明朝的官僚集团发生了根本性的概念转变，而是帝国日益沉重的海防负担与实质上依靠非体制内武装的径依赖，催生了更多他们无法的乱局。1568年的曾一本海盗叛乱，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说起大明朝的武装力量，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们的数量从不能代表实质上的战斗力。从15世纪开始，大部分国初建立的军镇系统就区域崩溃。只是为了维持表面的稳定，不得已而继续予以保留。相应的，各种番兵番将在明军中的地位就得到了巩固。
纵观明军在那一个世纪中的大部分行动，无不需要仰仗番兵部队来给大而无当的主力军压阵。其中又以招募自北方边境两头的蒙古人是最为突出。哪怕出征目标位于非常不适合骑兵活动的西南山林地带，几万人的招募步兵身后也必须有至少千人级别的蒙古骑兵协助。在军队长期陷入南方战区后，又接着大量征集本地土司武装助阵。这就让明军在实质上成为了一支依靠蒙古骑兵和土司山地步兵进攻，内地征召兵运粮、修工事的奇怪组合。至于大量被留在军籍中的卫所人口，索性变成了供养中下级军官的奴隶阶层。
进入16世纪，明朝又感觉到海防压力倍增。基于同样的原理，他们也尽可能的在地方上寻找可供征召的对象。尤其是在海洋经济发达的广东地区，大量的走私海商被作为救火队员使用。最后索性纳入编制，成为朝廷认可的“舰队”。尽管这些以潮汕人为主的临时工，并不享有“番兵身份”，却在实质上扮演着蒙古人、苗人在陆地上的“番兵角色”。
但番兵可以被明朝招募，本身也存在同朝廷不对付的地方。很多潮汕海民本身就亦商亦盗，在连人带船的被招募进水师后，还觉得军饷不够填平自己在服役期内失去的经济利益。所以，即便被诏安入伍，也会继续利用身份为掩护，搞很多文官士大夫所看不上的闷声大发财活动。如果明朝的军饷经常能不及时发放，他们也就免不了掀起新的叛乱。1564年的水兵兵变和叁门之战，就是其中典型。类似的情况在之后也没有太大改观。
原本已经接受诏安的海盗首领曾一本，就因此在1567年重新宣布脱离明军体系。他和麾下的3000多人，分乘几十艘大小船只出海，袭击了南面的雷州半岛。不仅杀伤了4000多明朝正规军部队，还俘虏了参将与把总各一名，击毙了当地指挥。这一事件本身也了明朝官军对于加强自身防御实力的无所作为，基本上没有吸取过去几十年里的教训。
1568年的6月，再度出发的曾一本叛军，开始准备从珠江进攻广州。就和4年前的同乡叛军一样，他们深知明朝在珠江口没有任何像样的防御准备。他们的兵力和武器装备水平，也比前一批同乡更加厉害。除了有较大的战船作为平台，近三分之一的士兵也装备了包括火绳枪在内的各种火器。很多船只上也配备了诸如弗朗机一类的火炮，称得上明朝水军中的精锐。
相比之下，明朝在上次事变后的四年里都无所长进。哪怕有抗倭名将俞大猷坐镇广州，也无法提前组织起像样的海防力量。当曾一本的舰队，广州地方官麾下已经没有任何战船可用。在叛军一冲向珠江口的同时，官营船厂才开始凑齐人手打造新的舰船。至于用来驾驶新船作战的人员，则更没有着落。
幸好在这个关口，曾一本因为吸取了前次兵变的教训，准备首先解决掉澳门的葡萄牙人。因为在四年前，正是这些人数不多的武装商人，帮助明军追杀叛军。澳门本身也位于珠江口区域，非常容易从后方截断去广州的船队。当然，明朝对当地葡萄牙社区的防范也使得全城没有任何防御设施。少的可怜的守军与武装商船，就看上去常好下手的猎物。堆积在岛上的东西洋货物，更是叛军所渴望夺取的。
6月12日，首艘叛军船只出现在澳门附近。次日，多达40艘规模的舰队开始大举进犯。而在当时，澳门岛边仅有1艘来自马六甲的卡拉克武装帆船。城里虽然有不少常驻人口和临时商贾，但线个。担任临时长官的特里斯藤，只能用海员、少量士兵和奴隶一起，凑出了130人的抵抗军。其中40人驻守唯一的海船，其余90人组成自己亲自指挥的小型野战军。少量有经验者用戟作战，大部分人则是需要阵地掩护的火枪手。更多近战职责交由火枪手们的黑人奴隶承担。
当曾一本的海盗大军开始登陆，就用1500人的火枪手开。他们不时朝守军蹲守的小山丘开火，并期望以数量和火力优势来对方逃跑。但根本无可退的葡萄牙人，在近距离内进行了一次猛烈的排枪射击。同时让所有声喊叫，利用火药发射所带来的烟雾，制造己方兵力充足的。从未见识过排枪射击的海盗，立刻发生了溃退。他们丢下死伤的同伴，立刻坐船后撤。
曾一本并不想就此放弃澳门。在之后的一整天里，又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登陆行动。但每次都被葡萄牙守军的排枪射击所击溃。在海盗们开始出现时，黑人近战奴隶便会冲上前去厮杀。这样，进攻者不仅损失了很多士兵，还被守军缴获了大量火枪。迫于无奈，曾一本只能让属下进行没有效率的远距离射击，并将矛头转向海面。
次日，曾一本的船队开始进攻停泊在岛边的葡萄牙大帆船。就像几十年前的明军和印度穆斯林舰队那样，他们使用装备了火炮的桨帆船进攻。由于其选择在无风时动手，所以很容易将卡拉克船团团包围。接着，大量的士兵在己方枪炮掩护下，准备夺船。
但曾一本很快发现，葡萄牙商船的舰炮远比自己船上的弗朗机射程要远，威力也大出很多。他当时还不会想到，在这次战役结束的100年后，轰击过他舰队的葡萄牙大炮还会成为明朝用来对付清军的绝密武器。而当进攻船只靠近对手，葡萄牙人的小型弗朗机炮和火绳枪火力，也让他们无法从容上船。更为尴尬的是，这些被葡人用于近距离支援的火器，已经是明军所有火炮中最好的品种了。然而只用这些小型火炮，根本不可能对大帆船造成结构性。
类似的进攻持续了2-3天，海盗们始终无法拿下眼前的葡萄牙大船。在海战的最部分，曾一本选出舰队中最好的6艘大船，用铁索连在一起，向大帆船发动最后突击。但这也让这些船的速度降低，成为了很好的靶子。卡拉克船上的舰炮，开始打出了比平时更高的精准度。大部分船员都顾不上吃饭喝水，不断迎战大量杀来的海盗。
进攻8天的激战，曾一本终于选择了放弃。他损失了600多名部下，仅仅了15个葡萄牙人与黑奴。但兵变却不能因为这次而停下来。他们暂时撤退到附近的老万岛休整，为攻打广州做进一步准备。
此时的叛军船队，已经增加到60艘数量。显然是通过强取、招募其他海盗或自己加造等方式，进一步扩充了兵力。抗倭名将俞大猷却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只能选择紧闭城门自守。曾一本的人马轻松抵达，挑选出最好的几艘明军新船，然后将余下的全部放火。
之后的15-20天内，叛军一面包围广州城，一面开始在城墙外的贸易市场打劫。由于人数有限，手里也没有像样的攻城武器，始终奈何不了广州城墙。但城外的无地带，却被他们一扫而空。俞大猷素有善战之名，自己也以兼职的武术大师自居，却在围城期间不敢领兵出城迎战。一直到叛军抢的盆满钵满，才为了寻找其他战利品和补给品而主动解围。但广州一带的明朝官军，已经失去了进行水面作战的能力。叛军则在珠江口的伶仃洋出没，以香山一带为自己的活动。
就在这时，还是来自澳门的增援力量帮明朝和俞大猷解决了这次事变。长期旅居澳门的华人商贾林弘仲，组织了一支由澳门华人和附近贸易伙伴构成的临时武装。他们都因长期与马六甲方面做买卖而致富，在澳门遭到时被召集起来。
林本人不仅在澳门入教，自己还常年保有3艘商船。与他聚集起来的同伴，大都自澳门和东莞等地。相比近些年才被明军吸纳的潮州海商，都是资历和见识都更的沿海利益群体。当年被明朝组织起来进行屯门和西草湾战役的主力，就由他们的祖辈构成。
现在，海盗占据珠江口的行为也严重妨碍了他们的经营活动。他们便以澳门商人的名义，派来了4艘中式武装商船和2000人的临时武装。澳门的葡萄牙守军也有50人随船赶到。他们不仅要负责在海上打击海盗，还要帮助俞大猷拱卫广州。
1568年7月29日，为明朝剿灭海盗的澳门军队开始出动。他们在凌晨发起突袭，以4艘船的微弱兵力直扑对面的23艘曾一本战船。技术远比明朝官军娴熟的澳门联军，一共击毁或烧掉了3艘海盗船，并成功的在激战中占据了另外9艘。其余的海盗一哄而散。曾一本更是率部离开珠江地区，向北逃往潮州和福建沿海。
作为曾一本海盗叛乱的余波，明朝官军在第二年才准备好最终反击。朝廷调集广东和福建两省军队，终于用几个月时间将北逃的曾一本消灭。曾一本虽然在被抓后病死，还是被明军执行了枭首。
1568年的事件，无疑让俞大猷感到脸上无光。但对于地位一直尴尬的澳门来说，却常利好的事情。明朝地方终于同意葡萄牙人在岛上修建城墙和用于海防的炮台。当地数量不多的守备队，也就此被纳入了明朝人习惯的番兵体系，并多次为广州出动。
毕竟，明朝虽然避讳自己大量使用番兵番将的事实，却也不能不依赖这种体制外力量来增强防务。当问题因一再发生而过于明显，西和已经用惯了的蒙古人、苗人、彝人、壮人也就没什么区别了。
何况，最后将海盗逐出珠江口的力量，还是没有番兵之名的临时工。这些明朝所不愿意正视的群体，也已经不止一次为明朝出战。而他们剿灭的潮州海盗，在此前一年还是明朝海防力量中的“实质性番兵”。仅此来说，明朝军队的实际战斗如何便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