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蜜莉安·席尔 / 南京大学出版社 / 2009年3月 / 16.00
我不记得我们分手过多少次，好像每次都下了好大的决心，不要再承受那种身心的，答应彼此成为对方最好的朋友，或者安静地在自己的世界里游走，互不打扰。可是，每一次的决心都会被对方的一个眼神一个电话摧毁，似乎谁都不能够坚定和，谁也逃不出谁的手掌心。爱情，原本美好的两个字，在我们身上夹杂了好多的无奈，却又无法割舍。总是想，我们都应该享受得到更好更快乐的人生，不该捱得那么辛苦，可事实总是的，我们对彼此也太。
——选自《我爱问连岳》
然而，我却发现自己承受因你而起的所有悲痛。第一眼看到你，我的生命便属于你。把生命献出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些许的喜悦。每天我发出声声叹息，寻你千千万万次。纵然叹息在每个角落都寻获你的身影，然而汲汲营营所得到的回报却是一句过于真诚的，地打破了我的沾沾自喜，在我耳边叮咛:可怜的玛丽安娜，算了！算了吧！莫再徒然消瘦，盼那无法相见的良人了！他远渡重洋逃离了你，在法国享尽奢华却不曾想过你的苦痛。他毫无眷恋地离开，也从不感激你为他付出的缕缕情意。
——选自《葡萄牙情书》第一封
只须对人称稍作调整，2004年6月的中国爱札，与1667年11月的葡萄牙情书，完全可以实现无缝焊接。马不停蹄的忧伤、絮叨和怀疑流淌于其间，轻易打破时间与地域的隔膜，将的情书勾连成一个文字回环游戏。这游戏的妙处，非当事者难得其真味，哪怕通透如连岳，也只能以庖丁解牛的技巧，实现隔靴搔痒而已。
所谓的《葡萄牙情书》，区区五封信，总计万余字。对于文本本身，没什么可多说的。如果你当年有过那么一段基础体温接近摄氏37度2的时光，碰巧情书或者日记又没有被自己或者对方撕碎的话，那么回家翻翻抽屉，你可以拿出数量N倍于《葡萄牙情书》、而质地相差无几（多半你会觉得自己更文采斐然）的文字来。但，关于这五封信，“研究与书籍族繁不及备载”，信及其背后的（虚拟）故事亦为司汤达（《论爱情》）、白郎宁夫人（《葡萄牙人的十四行情诗》）和塞缪尔·李察森（《克拉丽莎》）提供灵感，由此催生出容量远远超出书信本身的文字来。今人再翻此事的旧账，当然更要站高一阶，将书信诞生及出版的前后历程看成十七世纪的一个颇为独特的事件。《葡萄牙修女的情书》（Letters of A Portuguese Nun）可算是相关书目里比较讨喜的一种:篇幅短，文字浅，材料广有涉猎（当然，往往也只是“涉猎”而已），学术有一点，有一点，评析有一点，抒情也有一点。好读，然每每读到关节处就移步换景，剪切到另一帧画面，正是粤人所谓的听歌“不够喉”——即便如此，在手头没有更翔实的大传（它们大多由葡萄牙文撰写，未有英法译本）时，这仍然不失为一本读来不犯困、掩卷有所得的小书。
小书以“葡萄牙修女的情书”为题，比这些信1669年在法国初版时的书名“葡萄牙情书”多了三个字。作者刻意突出“修女”，是为了旗帜鲜明地支持书信“确系修女玛丽安娜所作”，而非“法国官员吉耶哈格假托修女的凭空（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看成一个书信体短篇小说）”。这两种观点在学界各有拥趸，后者以法国的德罗弗赫和卢周为首。其实，面对这样的历史公案，在全新出土之前，纠缠于究竟是真是伪，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倒是观察这两派诠释系统在各自举证时所走的轨迹，所持的立场，能不时得到零碎的真知。
“伪作说”似乎基于更“现代”的历史观，更关注事件里的发起者如何掌握受众心理，如何凭借精确的定位制造几可乱真的文本，如何以故弄玄虚的炒作手段达成商业效果。在这种里，《葡萄牙情书》的一版再版，当然是落入了巴邦出版社的如意算盘。撇开考证，这并不缺少可以依存的土壤。十七世纪，虚构与非虚构的界线还远不如今日这般明晰，故事的往往需要仰赖“它确实发生过”这样一种心理前提——更何况，与《的关系》、《克拉丽莎》这样成熟的书信体小说相比，《葡萄牙情书》实在太单薄了，单薄到如果不冠之以“真实”的噱头，不给读者一点手里可以攥住的凭据，顺便提供探究的隐秘乐趣，似乎全无“卖点”可言。以现代的目光考量，《葡萄牙情书》的成功太奇迹太偶然，太像是一个精心设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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