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王老师的。”张翠容沙哑着嗓子笑道，“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段时间在地中海的。”曾经，去地中海旅行几乎可以与浪漫画等号，历史与艺术在蔚蓝色的海湾紧紧拥抱，然而张翠容所去的地中海全然不同：“2010年底，北非突尼斯小贩的这把火，燃烧了阿拉伯地区人民的痛，也点燃了债务危机的欧洲人。它们的背景音，是2008年由美国的金融海啸，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的高失业、高通胀，还有与经济的欺诈。”
原标题：张翠容：越过自身经验的边境，就是世界
在伊拉克南部巴士拉的废墟上
“这样的天气真应该窝在床上看美剧。”5月10日，朝阳大悦城单向空间的咖啡店员调制着一杯格外烫的巧克力。布满雾气的大落地窗外，突如其来的冷空气伴着阴雨，让已过立夏的品尝着晚秋的冷冽。街上的女人把自己裹进外套里，用雨伞护住手里的康乃馨，这一天是母亲节。
背投屏幕上，是一个堆满“国际热点新闻”文件夹的电脑桌面，背景是一张合影：七八个小朋友看向镜头，脸上涂着红白黑国旗油彩，他们簇拥着一个亚洲面孔的女人，和一面埃及国旗——她是记者张翠容。这场沙龙的主讲席上，仅有的一把椅子和一只麦克风都属于她，她要向不惧风雨的读者，讲讲记者穿越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枪林弹雨的故事。
记者
“与死神擦肩而过”并非炫耀的资本
“谢谢大家能来。”灯光把张翠容的身形投射在屏幕上，瘦小的剪影旁边，身着钢盔和防弹衣的美国记者詹姆斯·福莱（James Foley）正在微笑，2014年8月，一段由极端组织ISIS传出的斩首视频世界，视频的结尾，身着橙色“囚服”的福莱，身首异处。
“我们都是记者。也有人叫我们背包客记者，孤身奔赴新闻热点地区以及受冷落的地方。”张翠容用普通话讲述着记者的特质——区别于主流记者的身份，他们不设立场，不受雇佣，行走在充满争议与战火的地方，把为人所忽略、误读以及主流以外的故事，带给读者。
曾有人评价翠容“哪里乱去哪里”。她一直在走，用笔报道国际纷争：印度尼西亚化进程、柬埔寨红色高棉解除武装、东帝汶、科索沃危机、阿富汗的最后岁月、巴以冲突、伊拉克战争、黎巴嫩、拉丁美洲21世纪社会主义、东欧剧变二十年……在公开场合及报道里，她从不提及个人事务，而这些大事件足可以成为她人生坐标系的横轴，锚定在纵轴上的，则是与国际焦点人物的对谈：已故的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巴勒斯坦民族机构阿拉法特，还有东帝汶开国总统古斯芒、柬埔寨王子拉那列……
在这张采访地图中，最的坐标是哪里？“我讲这一段吧，那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张翠容对青阅读记者讲述了2003年她在受以色列控制的加沙地带的采访经历。前去报道组织的张翠容住在民宿里，“凌晨一点巴勒斯坦武装与当地犹太定居点发生交火，导弹在与我一街之隔的民居爆炸。”她缓缓道来，“我拿着录音机冲出去，有人抱着一个十个月大的婴儿在哭，baby已经死了。那个场面太让人痛苦了。”张翠容说，“一线记者多有风险，但大全职记者至少有较多的紧急援助通道，而作为的记者，遇到任何情况必须自行解决，需要机警、勇气，加身就要夺命狂奔。”
在记者的词典里，“与死神擦肩而过”并不是炫耀的资本，他们恐怕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在现场，屏幕上福莱的照片翻过去，就是日本记者后藤健二的面孔，他的生命也终结在ISIS手中。“一些会我们对战争的看法。记者不是去冒险，也不是闹着玩。他们有，要去的地方把和底层的声音带出来。你可以说他们很天真，但是可以停一停，想一想——”张翠容忽然停下来，现场寂静，读者等着听她接下来的见解，却看到这个女人长久的哽咽，她不断用纸巾拭泪，泣不成声地说着“对不起”。“在他们之外，还有很多没有登条的记者，默默地工作，默默地。”最终她说道，“我一直认为记者冒险的底线应该是怎样都要自己的生命。后藤健二的事情让我思考，为什么他们冒险到把自己的生命也可以贡献出去。大概是他们觉得，有一些东西，比生命更有价值。”
“战争的最大者是。”张翠容一再强调“到前线去”。“一些主流上的声音，有很大影响力，但就是他们写的那样吗？”在充满纷争的现场，不仅会被战火，底层也会被静音。尽管张翠容的履历上写满与的对谈，可她谈起最多的，还是百姓真切的疼痛。
在读者互动环节，有人誉她“战地玫瑰”。“啊，不要！”她赶快，“我真的很不喜欢玫瑰花。”她告诉青阅读记者，是因为，人一旦带有某种之后，便容易膨胀。她禅修，不断省察自己，她言及圣雄甘地的人生哲学，“只有把自己放到很低的谦卑处，才可以看到自己，才可以看到别人。”
另一片海
流血的与不流血的战争
“3月，在突尼斯参加世界社会论坛，气温超低，之后到杭州参加‘万隆·第三世界六十年论坛’，天气也不好，都是差点生病，昨天在遇到大雨。”张翠容用纸巾擦了擦鼻子，“终于感冒了。”5月11日下午4点半，她把每日专栏文章传回报馆后，一刻不停地赶到了大学。负责接待的女生前来迎接，真诚而尊敬地向她问好。穿着米色风衣、红色高跟鞋的女生与羽绒服、运动鞋打扮的张翠容并排走着，夕阳伴着绝美的云，横在燕园上空。
“在我的课堂上，张翠容老师是一直没有出场的嘉宾。”大学新闻与学院的小会议室里，王维佳老师在做开场白，“张老师以记者的身份穿越中东地区的战火，横跨十年与记录的《中东现场》，是我课程的必读书。她的新著《另一片海》，讲述和反思‘阿拉伯之春’、欧债风暴和新主义。我们掌声有请张老师。”
“谢谢王老师的。”张翠容沙哑着嗓子笑道，“今天和大家分享这段时间在地中海的。”曾经，去地中海旅行几乎可以与浪漫画等号，历史与艺术在蔚蓝色的海湾紧紧拥抱，然而张翠容所去的地中海全然不同：“2010年底，北非突尼斯小贩的这把火，燃烧了阿拉伯地区人民的痛，也点燃了债务危机的欧洲人。它们的背景音，是2008年由美国的金融海啸，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的高失业、高通胀，还有与经济的欺诈。”
这一次，张翠容的目的地不是枪林弹雨的战争，而是、无助与失落的一代。她告诉青阅读记者：“我不只是关注流血的战争，不流血的经济战、货币战、意识形态战可能与流血的战争同时发生，把人慢慢地掉可能更。”
“这是在突尼斯，世界社会论坛召开的同时，一群工人正在，为低薪酬、高失业率。他们占领了筹备论坛的工作室，希冀引起国际重视，可是论坛期间并没有人理会，这是在被欧美称为转型最成功的地方。至于埃及，众所周知那里的人正在经历严冬。”张翠容说着，一位工程系的女生露出了目瞪口呆的表情。
地中海的另一端，张翠容采访到的南欧人的境况可以更精准地解释“失落”——葡萄牙、意大利、希腊、西班牙、，这五个国家经济不景气，出现债务危机，公共赤字超过3%，还被贴上了高福利养懒汉的标签。然而一连串的债务背后，难挨的是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社会的1%向99%进行财富。”
张翠容带来当地人的消息：在希腊，失业的人无法负担居所逃之夭夭；在西班牙，有许多失业、失婚、无家的“三失青年”……她希望通过自己的报道拨开，“危机不只是北民的呐喊，也不是南欧一堆债务数字。”
在这片被经济衰退、阴影的地区，人们在疑惑：为什么经历了运动，好像得到了某些之后，一切并没有好起来？张翠容也在提问，她向历史，向、学者、作家和社会运动者寻求答案。埃及的经济学教授易卜拉欣·欧尼沙威告诉她，新主义摧毁了埃及；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瓦鲁法科斯告诉她，这是资本主义全球性的结构性危机，她记下现已成为希腊财长的瓦鲁法科斯对新主义的，“过去二十多年来，世界视市场为的必备条件，可是两者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反之，如果资本不受控制，它掉过头来可以与大众利益作对，。”
在《另一片海》中，张翠容尝试用自己的方式理解和回答问题，譬如欧债的根本成因真的是由于过高的社会福利吗？欧洲债务问题没有真正解决时，欧美为何继续实行甚至加大量化宽松政策？半岛在埃及变革期间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还有，新主义仅仅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吗？“我跑去采访，埃及的教授给了我反思新主义的角度，我写成了一本与之前不太一样的书。除了故事之外，也希望能提供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
正是在亲眼目睹过一些事件和细节之后，张翠容意识到，地中海地区的年轻一代的生活，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死气沉沉，但这些微小的改变，主流声音鲜有报道。“一些人消失在广场上，但并没有消失在社会里。”她在的高山上找到希望的石头，“危机固然负能量，但不少人没有失去改变命运的期待，在不断中带来种种可能性。”她看到，经历危机的希腊人做出改变，回归农田与社区，寻找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西班牙的年轻人调整以往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开创合作的新生活，探索社区货币、时间银行来抵抗欧元，开展城市农耕，重拾劳动的……“危机不，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勇气和创意跨过去。我姑且称之为着的希望，我感到责无旁贷，一一记录之。”
面对主流
了解事实、思考，而非跟着走
“在前线，我们这些记者会开玩笑说，自己是第五权，监督或许正在失效的第四权。”张翠容相信，应该思考，而读者接触的观点越多，就越有可能保持冷静，不至于落入的。“我不是主流，主流有时会购买记者的稿子，这也是我们的生活来源之一，我们需要靠主流的影响力来发出声音，让读者看到另外的故事，思考未曾想过的问题。”
“一些专家、学者和记者，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张翠容期待的是，面对问题能有不同的声音发出，能触发人们不同的思考，观他者也可以省自身。“比如反思新主义，目前主要限于学术圈和社运圈，社会大众层面并没有很好的讨论。与主流声音不同，我并不觉得孤立无援。我觉得社会主流还是比较简单地理解私有化、化，他们应该看看拉丁美洲、欧洲的经验和教训，现在没赶上糟糕的情况，不代表永远不会赶上，我们不该怀有浪漫的想象。我也在反思，其实只是达到理想社会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我不是否定，只不过这种手段是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的。”
有时，她会直言不讳地做出。“现在一些作者成了主流声音，他们的写作，生活化、故事化的方法平易近人，但是我不敢苟同。”她的方式还是用笔表达。伊拉克战争爆发五年后，旅美作家林达在《亚洲周刊》上刊发文章《你所不知道的伊拉克》，写伊拉克前的坏，写美军进驻伊拉克的好。张翠容写了一篇《我所知道的伊拉克》与之笔战，讲述那些刺在她生命里的故事。她向青阅读记者讲起在伊拉克的一段：“在巴格达，我曾采访一家五口，男主人安慰自己的孩子‘这是一场虚拟的星球大战’。2003年7月，我又去探望他们全家，那里全部被炸成断壁残垣。面无表情地和我说，他们全都死光了。在52℃的气温里，我哭不出来。记者应该，不能当战争的宣传机器。”张翠容认为这场辩论她胜出了，“林达无话可说。”
从科索沃战争前后至今，张翠容进行战地采访，做记者已17年，她也经历了自身的变化。“世界观改变不少，一个朋友直到我做了记者才愿意和我讲话，他说以前我就是一个浅薄的主义者。”她喝了一口姜茶，对青阅读记者说，“原来跟着主流，走得很舒服，对世界的认识从书里和新闻里来，对实际情况有了解之后，就有改变。我们可以有立场、有判断，但前提是，你应该对事实有了解，有思考。”这是她用脚走出来的经验，也是她自身的成长。
张翠容邀请听众、读者与她同行，不论是思考，还是加入记者的队伍。“我的旅行，几乎只买单程票。我现在很会订廉价票，这次从到往返只花了1600港币。很多地方的物价很便宜，在一些安全的地方，住民宿一晚10美元，你还可以和当地人成为朋友。有些英美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就跑到埃及去做记者，赚很多哦！”
在的这几天，张翠容借宿在不同的朋友家，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点——离第二天的目的地很近。一次临行前，房主人的管家向翠容要一本签名书，“写我儿子的名字吧！”这位来自安徽的中年男人说。“六岁的孩子可能只能看这些照片。”张翠容签了名，翻开书，指着一张自己与突尼斯南部年轻人的合影说，“可以告诉他，这个就是写这本书的阿姨。”她并不觉得把书送给一个六岁的孩子是徒劳，“十几年后，他能读懂这些文字时，时局可能变了，但他依然可以知道在自己还小的时候，世界经历过什么。”
在北大的，有学生想和张翠容探讨美剧《国土安全》，她一脸疑惑，她不知道这部美剧。“我没有时间啊，连的电视都不会看，的都在报道什么国际花边新闻！英国王室生了孩子可以做两个版面！我还有好多东西要写，如果写一本记者的指南手册会不会好看？我还想写写这些年见到的孩子们，还有每个地方的教育……”
张翠容说自己不害怕死亡，“我正在学习它。我觉得死亡有特别的意义，让我们了解生命，并把握每一分钟。”她依然准备着，买一张单程票，启程，去有争议的地方。“越过自身经验的边境，就是世界。”她的电脑屏幕上，一个红衣少女站在高崖上，伸手触摸远方。文/本报记者 张知依摄影/本报记者 郝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