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之所以能够打开通往远东之，是由于他们极为现实。他们的兴趣在于控制海洋航线以垄断香料贸易，在几年之内就控制了该地区内所有的主要地点。连接和印度果阿的定期航线漫长而，因此葡萄牙人的制图首先突破了托勒密的传统。
葡萄牙人的制图作品表明，地中海航海制图的传统技巧被用到了新的海岸上。其要素都是相同的：对内地很少注意；风玫瑰图用一系列菱形表示单个显要地点之间的线和位置，地名垂直地写在海岸线，这幅南中国（名为“Cathay”）的地图，它几乎与地中海领航员手册完全一样。一个中央的风玫瑰图和两个边缘的风玫瑰图，连同其各自的一系列菱形，形成了参照的坐标格。海岸被涂成绿色和金色，岛屿则被涂成金色、红色、蓝色、绿色和银色。被涂成蓝色的湖泊、河流和无一例外全都有塔和旗帜的城市，以一种简略和格式化的方式加以描绘。海湾和海角都被加以强调，以帮助航海者们看得更清楚。藏于威尼斯科雷尔（Correr）博物馆。
最初在中国海岸入港的葡萄牙人，可追溯到1513至1514年间欧维治（Jorge Alvares）的航行。随后他们逐渐拓宽了在福建和浙江的贸易范围，对地理信息日益增长的需求最初的旅行家们制成了一系列航海图、领航员手册和海岸轮廓汇编。
比如航海家和地理学家弗朗西斯·罗德里格斯（Francisco Rodrigues）的精彩著作《东方地理学》（历史学家推测其成书时间大约在1513至1519年间），该书包含航海介绍、航海线幅水文地图和从班达（Banda）到马六甲的25幅亚洲海岸全景图。作者在印度和香料群岛搜集信息，联系东方尤其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领航员和绘图师们。因此，他的书中包含非常准确和实用的资料，而不是建立在对航行假想的重构基础上的推论。他的中国海岸地图从北部湾（Tonkin Gulf）到朝鲜半岛，是第一次由欧洲人绘制出来的。他也是第一个为在从马六甲到广州的中国海航行绘制领航员手册的人，这部手册题为《中国航线》。此外，他的地图也最先开始用“China”这个名字来指代这个国家。
罗伯·欧蒙（Lopo Homem）1554年的平面球形图（参见图2）展示了与葡萄牙人光顾较多的沿中国海岸的贸易港口有关的丰富而细致的图画和地名。这些交易是贸易、海盗和走私的混合体，因为对与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打交道并不热心，认为他们是不能实现良好风范的“人”。双屿港（Liampo，Shuangyu）第一次在浙江省宁波的海域被加以描绘，葡萄牙人曾在16世纪三四十年代造访这里，以及福建省漳州（40年代的一个贸易中心）。
四年后，加斯帕尔·维加斯的儿子迪奥戈（Diogo，约1520—1576年）为英格兰女王玛丽·斯图亚特、西班牙国王菲利浦二世之妻所绘的精美地图集中，东亚的形状与罗伯（Lopo）所绘的形状非常相似（参见图3），但“China”这个地名首次被分别用于三座被涂成绿色、红色和蓝色的巨大山脉东边的地区。1542年，葡萄牙航海家安东尼奥·达·莫塔（Antonio da Mota）是第一个抵达日本的欧洲人。然而，的葡萄牙绘图师们要花上一些年头，才能获得有关这个大岛国更为精确的信息。
图3，迪奥戈·欧蒙，世界航海地图集。东印度群岛地图，，1565年，羊皮纸小画像，，俄罗斯国家图书馆
1557年，葡萄牙人终于得到了澳门。（葡萄牙人在这一年只是得到了在澳门的居住权，明朝仍在澳门境内行使主权。1887年，澳门正式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作为一个永久场所，澳门容纳了会大学和最初的天主。澳门逐渐成为欧洲在中国领土范围内各个渗透项目的中心。作为一个战略，澳门还设立了制图实验室，专门生产有价值的手绘、水彩以及饰有金箔的独特作品。在一些常常是佚名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精彩的风景、细致的地图、城市中心、港口的描述和防御结构的图画。
吉亚科摩·加斯托迪（Giacomo Gastaldi，约1500—1565）是一位著名的制图家，在其1565年的平面球形图中画了一块单个的巨大的，因此流入加利福尼亚湾的河流应当发源于中国的群山。整个地区被标注为“未知的土地”（Terra Incognita），其特点是有虚构的动物，如独角兽和蛇怪。这表明，这位制图家还没有更精确的信息可以传达。
相反，在1569年为拉莫修的版本雕刻的平面球形图中，加斯托迪清楚地把亚洲从美洲中分了出来。上密布着标志和符号，尽管老实地说，我们必须承认这里有着很大的混淆。四个希腊之神被绘在四个角落：菲巴士（Phoibos，气），他裸身站在一辆由孔雀拉着的两轮车上；又跛又残废的火神赫菲斯托斯（Hephaistos）正在给宙斯铸箭；海神尼普顿（Neptune，水）站在一辆由海马拉着的两轮车上；自然（Cybele，土）站在一辆由狮子拉着的两轮车上。在巨大的南方土地上，加斯托迪地发挥其想象力，画了一只独角兽、一只从狼嘴里抢骨头的鹤（伊索寓言）、一个蛇怪、一只鹰首狮身兽、一个半人半马的射手。在海上，靠近马尔代夫群岛的地方站着一个像约翰长老的人此外，加斯托迪还在西放了一只犀牛，在其稍微往南一点的地方。在完全虚构的山脉中，他放了一只单峰骆驼和一头狮子。
在1570年由安东尼奥·拉弗雷利（Antonio Lafreri）编辑的加斯托迪新版本的著作中，我们了解到他对珍贵货物的兴趣。在珠江河口的前面，我们发现，“这里有很多珍珠”的题注，在一个靠近的湖边注有“满是精美珍珠的咸水湖”；距此不远，我们看到，“这里他们不用货币，用珊瑚”。波罗的“刺桐港”被放在长江河口，紧挨着，注有“这里他们生产真正的瓷器”。沿着海岸，我们看到“广东”、“浙江”、“江苏”和“”。在这幅地图里，加斯托迪似乎对朝鲜半岛或其他次要的岛屿如海南岛、岛或琉球群岛并不太关注；而这些岛屿，他和拉弗雷利都可以在不同时期的葡萄牙和荷兰地图当中找到。
《概观》与东印度群岛有关的地图（题为： 东印度及附近岛屿的图画）显然取材于葡萄牙的资料，我们可以从左上角艾维兹（Aviz）王朝的纹章盾徽推断出这一点（参见图5）。它所描绘的中国海岸线极为犬牙交错，并且没有朝鲜半岛，因此黄海不知不觉地消失在太平洋中，而日本群岛则被画成了一个很大且接近于正方形的岛屿。“蛮子”和“中国”的题注似乎表明了在对这个国家的正确认定中持续存在的一种混淆，以及在近代旅行家的观察与中世纪的知识之间缺乏协调。此外，交耻支那（这幅地图称之为“Cachuchina”）被与“香柏”（Champa）和“柬埔寨”（Camboia）分开来，这表明对东南亚疆土外延的知识是不充分的。
图4，亚伯拉罕·奥特琉斯，《概观》。东印度群岛地图，安特卫普，1570年，水彩版画，热那亚，海洋博物馆
图5，亚伯拉罕·奥特琉斯，《概观》。亚洲地图，安特卫普，1570年，水彩版画，热那亚，海洋博物馆
在亚洲总图（题为：亚洲新图）中，对日本的描绘也是反常的。它被画在北纬30°和40°之间，北方有一个主要的岛屿（Maguche），南方有七个次要的岛屿，形成一根离中国海岸非常近的长链（参见图6）。“契丹”和“中国”的题注被写在的内部，分别表示Ceromaran河涂成白色的北方地区和涂成的南方地区，这给有关这个国家的地理学带来了进一步的混淆，而“蛮子”的标注则被放在西伯利亚旁边。此外，印度支那的形状完全与真实情况不符，画得笔直地指向东南方，在湄公河河口，标注为亚洲最大的河流（这毫无疑问是由于其流量）。
图6，柯奈利斯·德·裘德，《世界之鉴》。亚洲地图，安特卫普，1593年，水彩版画，伦敦，苏富比公司
这幅图清楚地表明，奥特琉斯非常缺乏这块的水文地理学知识。他把南京画成一条很短的河流上的港口，而把“刺桐”（这令人想起马可·波罗）放在了一条长得多的、可能是长江的河流河口上。然而，他既没有提到中国长城，也没有提到黄河。在这个例子里，也没有朝鲜，中国的海岸线几乎一直延伸到北极圈。
奥特琉斯谈论“行在”来显示他的学识，但这个城市的位置是完全错误的，并脱离周围的。用来表示杭州的图画非常特别：市中心看上去被数条河流所环绕，必须通过其他桥梁才能穿越。事实上，一段注解指出：“杭州城，如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所断言的那样，刘硕和关昕周长大约有100英里，城中有12000座桥梁。这些桥中有一些是如此之高，以致舰船可以降低它们的船帆后从桥下穿过。大汗在这里设了一支30000人的常驻军。”类似地，奥特琉斯引用马可·波罗来标注汗八里：“大都（Cambalu），中国首府，市中心四边的周长有28英里。”
在与北亚有关的地图中（很醒目地题为：“鞑靼和大汗的辖区图”），混淆达到了极致：“蛮子”和“山东”分别被放在中国的北部和东部，将中国与日本分开的海洋被称作秦海。靠近鞑靼和莫斯科，有一些帐篷着几位在位的国王，这特别令人想起中世纪航海图的装饰。在亚洲和美洲之间的阿尼安（Anian）大海峡，日本列岛几乎在普林尼的“西徐亚洋”（Oceanus Scythicus）中央，多个文字注解参考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传说，构成了幻想多于现实的对亚洲的描述。
在与中亚有关的地图中（题为： 俄罗斯、莫斯科、鞑靼图），奥特琉斯达到了超现实主义的顶点：一些想象的河流流入水滴状的里海；游牧民族营地里的帐篷就像印第安人的兽皮或树皮帐篷；正在吃草的双峰骆驼被画得像非洲的单峰骆驼一样；骑马和步行的弓箭手、剑客、熊以及一系列插图一起构成了长长的与各种亚洲教有关的描述。奥特琉斯对这些信息的重复，表明他对天朝之国的观点仍然有赖于一个魔幻传说中的世界，在那里是不可通约的、梦一般的维度占主导。类似地，奥特琉斯正确地将广州放在河口，但他却把水文地名“Guanzu”解释成一个城市的专有地名。此外，尽管当时是1570年，奥特琉斯却没有画出澳门。可能是因为他对贸易交换不感兴趣？然而他却明确指出了可以在每个地区买到的贵重货物：“在广州北部的群山里，你可以找到钻石、绿宝石和红宝石”；在珠江河口，“在这个海湾里有很多珍珠”；“在地区，他们生产花瓶，如果打碎就会流出其中的毒素。”又是如此，注意力只集中在不寻常的货物上，而忽略日常物品。我们仍然距卫匡国提供给欧洲读者们平衡的、现实主义的图景十分遥远。奥特琉斯仍把东方看成一个神线，亚伯拉罕·奥特琉斯，《概观》。椭圆投影世界地图，安特卫普，1570年，水彩版画，热那亚，海洋博物馆
与此前的地图相比，《概观》1584年版中的中国地图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其中，中国长城第一次被描绘在一幅印刷地图中，并标注为“400里格的城墙——大约1200英里，中国的国王为鞑靼人的入侵而在群山之中修建”。巴布达（Barbuda）错误地在长城以东插入了一水域（事实上是在它西边）。这可能是贝加尔湖，由于来自巴布达的灵感，在很多地图中都描绘了这个湖。
图8，基哈德斯·墨卡托及约德克斯·洪第乌斯，《新地图集》。鞑靼地图，，1606年，伦敦，苏富比公司
在戈壁沙漠中有蒙古包、雄鹿般的骆驼、“航行”在旱地上的有帆大马车。欧洲人在1530年就知道了这些马车，并于1600年在荷兰建造了第一个原型。巴布达也试图用图示说明东南亚复杂的水文地理学，并在靠近印度的地方画了一些大象和另外两个带帆的马车。神秘的“清迈湖”［Chiama Lacus，清迈（Chiang Mai）］被认为是缅甸伊洛瓦底江（Irrawaddy）和萨尔温江（Salween）以及泰国湄南河（Chao Phraya）的源头，它们都向西流去（事实上是向南）。日本得到了部分的描述，接近于里格的比例尺，而对朝鲜就根本未加描绘。此外，在地图的边界上，巴布达指出“海岸其余部分是未知的”，明确承认有关世界这个部分的知识是不全面的、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