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早在葡萄牙人抵达中国海岸线之前，他们就已经在马六甲接触到的中国商人，并不是以个人身份来南方远地贸易的。由于明朝已经海禁政策达半个世纪，普通人是无法期望自发出海进行贸易活动的。而南洋地区的诸多大商品，譬如胡椒等贵重香料都是中国无法自产的物资，所以在大规模停止下西洋活动后，在地方上依然允许一些地方商人在下，定期南下贸易。葡萄牙远征舰队在马六甲遇到的华商正是这种具有明朝背景的官商。这些商人一开始还只是贿赂收入偏低的沿海驻军，以换取检查漏洞的走私贩，但随着他们创造的经济收入的增加，广州的地方官很快对他们进行。此后，他们就可以每年定期下海经商，在返回到广州后，根据协定被抽取相当于货物总价值20%的重税。
除此之外，他们的另一个任务是为地方官员进贡特定的贵重商品，作为“孝敬”。当然，他们也是地方认识外部世界的眼睛，但提供的消息并不会被引起重视。在阿尔布克尔克与华商接触并攻克马六甲的第二年，就有几艘中国商船如期返回马六甲。奇怪的是，这些以贸易为借口靠岸的商船上，居然没有带来国内产品进行贸易。中国商船首领甚至直言不讳地告诉葡萄牙总督，他们是替明朝来探查马六甲局势的。
有了这两次印象不错的碰面，葡萄牙人很快就开始计划继续从海探索中国沿海，寻找传说中的东方大国。尽管很多游记传说的梦幻已经随着他们深入亚洲当地而破灭，但对于还没有接触过的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依然在发挥效果。此时人脑中幻想的中国仍旧是一个遍地黄金的富庶宝地，所以到中国进行贸易往往成了一个非常“高大上”的目标。随后的几年里，葡萄牙人以马六甲为，陆续向南探索了马鲁古群岛等香料产地，向北抵达了泰国。他们发现，泰国人和一些南洋小国因为是明王朝的藩属国，所以可以与明朝进行的贸易往来，并且也由于地方官的逐渐，已经可以不按明朝的时间朝贡，而随时到广州进行贸易。于是，马六甲便派出了几个商人代表搭乘泰国人的商船，第一次抵达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中国，并在今天广东珠江口的屯门岛上竖立了一座发现碑。
在泰国人的船上，葡萄牙人很容易遇见一些中国人。他们往往是在国内因为海禁政策而走投无的商人，在来到泰国或其藩属北大年这样的朝贡国后，便在当地住下。以后，他们就能利用在中国地方的关系，再从藩邦获得使臣身份，带着船队返回故土进行贸易。正是他们带着葡萄牙人来到中国，帮助这些探索者在抵达后还顺手做了买卖。在完成了收入可观的贸易之余，早期探索者们也向马六甲传回了关于中国的初步报告，巨额的贸易收入更让印度和马六甲坚定了开发中国贸易市场的决心。正因为有了这些铺垫，远在的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亲自，组织一支船队去往中国，并派出了欧洲历史上第一位驻皮雷斯。船队中还有一位懂葡萄牙语的翻译——火者亚三，他显然就是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海外华侨。
这是1511年和1512年之后，葡萄牙人与中国人的又一次直接接触。当初进攻马六甲时的临时联盟，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葡萄牙人将直接面对中国国内的一个特殊阶层——官员士大夫，这些人远比追逐利益的商人要更难打交道。对于明朝的官员而言，初来乍到的欧洲人无论文明程度、技术水平和经济财力发展到了什么层次，都不如已经是老熟人的泰国人和马来亚人来得重要。最后，葡萄牙人也没有了解到正是当年自己攻伐的一直以明王朝为自己藩属的马六甲苏丹，让明朝人出于主国对藩邦的天然义务而对葡萄牙人的好感降至最 低。
欧洲近代历史上第一位驻——皮雷斯，就在这种对信息掌握不充分的情况下启程去往中国。他原本是曼努埃尔一世的私人医生和药剂师，来自一个世代为王室贵族服务的富裕平民家庭。阿尔布克尔克的船来到亚洲的最初任务是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王寻找香料的确切产地。在亚洲的几年里，他把他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本叫《东方之夏》的书，这本书成为近代欧洲第一批关于亚洲情况的一手报告。他在书里准确地写出了一直让欧洲人的香料的真实产地，描绘了亚洲各地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但在写到自己即将启程前往的中国时，只能靠传闻继续写作的他将明朝人视为与欧洲的人类似的人群。这个误会在当时身处亚洲地区的葡萄牙人之间非常普遍。
于是，在接到来自宫廷的新命令之后，皮雷斯带着葡萄牙国王给予的致明朝国书和赠送给明朝的礼物，走马上任。一支由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率领的船队护送这位大使前往中国。由于阿尔布克尔克之后几任印度总督的损失、浪费和，葡萄牙人在亚洲所面临的船只紧张问题再次加剧。葡萄牙海军在整个印度洋到南洋一带，往往还只能保有25至30艘的主力远洋船只。这些舰船还需要负担去红海、波斯湾、孟加拉、马鲁古等地作战的重任。所以，这支船队的规模对葡萄牙人而言是花了大心思的，其中一艘大型的卡拉克战舰是亚洲地区极少的重型船舶。整支船队在1517年抵达广东珠江口，一上并没有太多麻烦。但经过越南沿海时，一些来自中国的海盗船开始向这些陌生的大船发起。就和葡萄牙人最早在非洲与卡利卡特的河口一样，这些装备落后的海盗船根本无法对已经称得上第一的葡萄牙军舰造成实质性的。但这场冲突还是为后来的很多事情埋下了伏笔。
当外交船队开始进入珠江口，他们与明朝水师的训练船队打了照面。虽然明朝水师想让这些大船停下，却无法已经以“海洋之子”自居的葡萄牙人。随即，这些来自的神秘大船在靠近广州城外时，出于善意以欧洲和其他很多地方的习惯鸣炮示意。这些惊动了当地官员的礼炮轰隆声终于无法让明朝的地方官们对葡萄牙人保持状态。虽然官员们无法在朝贡的登记册上找到葡萄牙王国的名字，皮雷斯大使及属下还是被安排到了专门接待国王使节的地点住下。皮雷斯一行人在这里将经过漫长的等待，因为中国绝不是那些将首都建立在海岸贸易区的国家。当负责传递消息的驿站将葡萄牙人突然登陆广州的信息从广州传递到遥远的首都，就如同将发生的新闻写信寄到莫斯科。如果中国注意到这个事情，那么他的答复意见自然也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送来。另一方面，皮雷斯发现地方官需要让他们学习传统而正规的中国式礼仪。这个国家生活中的礼节繁琐也让新来的葡萄牙人感到意外。
但更重要的是，由于广州的外宾接待场所有限，且葡萄牙之前与明朝素无来往，不属于朝贡国范畴，所以明朝官员不希望葡萄牙使团的大量人员滞留在广州。于是，船队及大部分人都退到了前人第一次来时就去过的珠江小岛——屯门。这座岛在当时是很多外国商船进入珠江口前停泊休息的地点之一，因而被葡萄牙人称为贸易岛，而附近的东莞地区则因泰国商人聚集而被称为暹罗港。葡萄牙使团的其他便在这个陌生的岛上建立了自己的临时据点，等待广州城内的皮雷斯等人。而已经完成了护送任务的安德拉德，率领精锐的西洋大帆船返回马六甲，只在岛上留下了数量不多的葡萄牙人。在他们所有人看来，位于明朝的之下，不会有什么大的。
一直到1520年1月，驻华大使皮雷斯依然没有得到自己请求面见明朝的答复。最后，通过多方贿赂，葡萄牙大使终于打通了深似海的中国，获准带着自己的中国翻译火者亚三及若干随从由广州出发，并在当年的5月赶到了大明王朝的陪都南京。当时的明朝明武——朱厚照，刚刚因为江西宁王发起的叛乱而南下平叛。关于新来的葡萄牙人的报告一直从帝国的南方官员那边不断传来，各种反对葡萄牙人的声音不绝于耳。先前葡萄牙船进入珠江口后曾经鸣炮示意的事情，在当时的南洋地区都已经是人人皆知的示好礼仪，但在明朝地方官的报告中，却成了的好战挑衅。而在皮雷斯之前，这位已经了马六甲苏丹国的使者和其他一些来自南洋地区的小国特使。他们都一致向明武打告，痛批葡萄牙人因傲慢与在东南亚地区的种种不是。更多的告来自明朝内部，自从1514年以来，明朝在广东的地方官违反了帝国中央的海禁命令，允许南洋藩属国商人来华贸易，引来了众多穆斯林、泰国人和琉球的商人。葡萄牙人在南洋以马六甲为，就是他们的竞争对手。现在居然跑到了珠江口站住脚，无疑让他们感到了巨大。
不过，明武并没有理会这些，相反他示意让皮雷斯等人跟随自己一同返回，并在帝国的首都进行正式。由此，两国间一段短暂的蜜月期开始了。这位本人在中国历代中绝对属于思想活跃的异类。他虽然因为玩乐与留下了不好的名声，但在处理国事方面却比较注重实干，喜好不走寻常。由于与传统的士大夫阶层非常抵触，这位对于非汉族的异域文化也有浓厚的兴趣，先后学会了蒙古语、藏语和回回话。据说本人能够与各奇人异士以外语交流，新来的葡萄牙人也正好迎合了这位的好奇心。皮雷斯的中文翻译火者亚三原是祖籍湖南的汉人，因为家道中落而南洋，于是便成了第一个学会葡萄牙语的中国人，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教授葡萄牙语的老师。皮雷斯等人为了得到的，还向明武身边的宠臣江彬行贿，这位将领出生的宠臣也在面前极力说葡萄牙人的好话。正是这些巧合，让明武对这些远道而来的人产生了好感，并接受了皮雷斯带来的礼物。无论朝中大臣与藩属国如何说三道四，他都不予理会。这段中葡蜜月期，正是建立在这层薄弱基础上的，其密切程度远超皮雷斯的想象。
然而，回到仅仅3个月，喜好的明武便在1521年因病去世，明朝同葡萄牙的短暂蜜月期也就戛然而止了。朝中早就视江彬为的大臣们联合的母亲杨太后将其赐死，接着又处死了他们眼中更加不顺眼的火者亚三。皮雷斯一行人被明朝朝廷，回广州的关押。他们的存在早就让亚洲地区的诸多藩属国非常不满，亲近江彬的做法又惹怒了朝中众多看江彬不爽的士大夫大臣。在这些正统士大夫的眼里，火者亚三这样的三教九流根本就是不习的化外之民，却能接触，实在是不符合传统礼数，必须除之而后快；葡萄牙人攻略南洋，擅自来到中国，又是对天朝正统观念下的朝贡体系的挑战。所以，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火者亚三的被杀都不会让人意外，皮雷斯也是一个需要的对象。
此时，留在珠江口的葡萄牙人已经由安德拉德的兄弟西蒙·安德拉德接替指挥，他们并不是朝廷或者马六甲任命的官员，仅仅是因为想到中国进行贸易而在当地购买了船只。在取得了马六甲开出的许可证后，他与一些同伴驾驶着临时采购的中国帆船来到了屯门岛。为了防御中国沿海频繁出没并到岛上葡萄牙人安全的海盗，西蒙·安德拉德在屯门岛上建立了小规模的防御工事，这是他们在非洲、印度和东南亚的常态；同时建立小规模的据点，开设商站，至少保持贸易的长期存在。这些事情在明朝看来，却常难以接受的。自从这个王朝建立以来，对于外来文化和人群的就一直是其建立威严的核心思维之一。从唐代到宋元，中国的朝廷一直能够给予在中国居住的外国商人社区以一定的内部自治权。但在明朝，这种行为就是最大的挑衅。随后，几艘带有葡萄牙商人的泰国船陆续从南洋赶来，都被明朝地方官拒之门外，双方的冲突已经到了的边缘。其他一些小事引起的文化理解冲突，也在不断加剧这种对抗情绪。例如当葡萄牙人购买到了被人贩子拐卖的当地儿童时，关于葡萄牙人购买儿童煮食的消息不胫而走。同样，由于了法律，几个囚犯被安德拉德在屯门岛上设立绞刑架吊死。这位当时在岛上的葡萄牙首领希望以此告诉对面的中国人，自己遵守基本的法律，并不会姑息养奸，但在沿海的中国官民来看，这又是在天朝的土地上。长期的相互为两群人之间带来的众多差异，简直让今天的人目瞪口呆。
在新继位的明世嘉靖帝，年纪虽小却是一个非常传统礼教的，并由传统世界观的大臣与幕僚们包围着。在满朝大臣的下，新葡萄牙人，他们继续来华贸易，并要求他们立即撤出马六甲。广州当地守军也已经开始组织水军进攻在屯门岛的葡萄牙人。不过，他们第一个目标并不是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而是出动军队向港口内搭载着葡萄牙人的南洋船只进行了突袭。不仅将船上的葡萄牙商人，还将这些船上的大量南洋商人击杀，幸存者则被悉数卖为奴隶。船上的货物全部被本地官员。
1521年8月，葡萄牙人的命令抵达广州，这个看似轻松的任务落到了时年56岁的广州地方官汪鋐身上。这位被调往地方的京官虽然没有多少军事履历，却也尽心尽力地开展准备工作。葡萄牙人根据他的广东海道副使，称呼他为海道。他一边集中实力不足的当地水师部队，一边又从附近的乡里招募了乡勇和民船进行补充。由于明朝长期奉行海岸线专守的海防策略，所以水师部队主要来自沿海的海防要塞“水寨”，缺乏大规模海战的经验。汪鋐虽然凑出了50艘战船，但良莠不齐，也缺乏必要的训练，只有依靠自己的数量优势来压倒敌人。好在屯门岛上的葡萄牙兵力更加薄弱，他们总共只有3艘不大的船，还都是从南洋地区购买的中国式帆船。这些船上的武器除了少数小口径的弗朗机火炮外，就是每个人私人携带的防身武器了。
正是由于葡萄牙在阿尔布克尔克去任后海军部队建设工作的倒退，使得东方的海军舰队需要在整个广袤的印度洋沿岸和南洋地区经营殖民据点，因此能派往中国的人数非常稀少，连抽调的船只都拿不出来。不得已的情况下，葡萄牙人曾经在印度等地建造的适合近海航行的格式桨帆船派上了用场，并且雇佣印度友好地区的土著作为划桨手。这个做法后来又推广到了马六甲，只不过是将印度的划桨手改成了东南亚的马来人。更为简单的方法是直接从南洋当地购买中国式帆船，再雇佣南洋本地马来人甚至中国人作为船员来操作。这样一来，每艘船上真正负责作战和指挥的葡人往往在几个到十多个之间不等。而葡萄牙人在屯门岛上的简易防御工事更是缺乏必要的武器与防御能力，所以一旦海上停泊的3艘中国式帆船被击败，岛上的所有人必将遭殃。在开战的前夕，又有2艘葡萄牙人的中国式帆船从马六甲赶来，使屯门岛守军的船数达到了5艘。这些由葡萄牙人指挥、南洋土著操作的中国式帆船，憧憬着来中国贸易致富，却不想突然就成了近代第一次中海战中的“海军战舰”。过去很多人联想的先进西式帆船和传统中国式船舶较量的场面，并没有出现在屯门之战中。
于是汪鋐指挥明军水师对屯门岛上的葡萄牙人进行了第一次作战，结果却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以数量优势包抄葡萄牙帆船并进行跳帮作战的水师部队，在接近对方的船只后到了之前从未遇见的强大火力。相比数量众多的明朝水师，葡萄牙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装备着性能远比明朝人更先进的弗朗机火炮与火绳枪。尤其前者是可以快速替换弹药的后装火炮，在射程和威力上也胜明军武器一筹。虽然船只较小，搭载的火炮也只是一些用于近距离射击的小型打击者炮，但当葡萄牙人将所有船只布置成横队挡在明朝水师面前，集中火力的优势还是十分明显。明朝沿海部队只装备了数量很少的火药武器，就和当初若昂一世与卡斯蒂亚人或摩尔人作战时使用的武器水平相当。更多的远射火力来自世代从军的沿海弓箭手部队。但在安逸的沿海地区，士兵很快就因为各种原因而训练不佳、缺乏应有的战斗水准。更何况在当时，经历漫长航行来到亚洲的葡萄牙人往往有多年海上作战经验，能安全抵达亚洲腹地的都称得上是身经百战、见多识广的强者。和他们相比，明朝水师显然是缺乏历练。经常连自己沿海都只进行象征性的巡逻，对于很多海盗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他们，很难有多大的战斗力。至于连军人都不是的沿海居民，自然更是无法同葡萄牙的精锐海员相提并论了。
于是，明朝水师只能依靠人数优势将屯门岛包围起来，这样既可以葡萄牙人逃跑，也可以让这些势单力薄的防御者无法再将船集中起来使用，却始终无法攻克，几次进攻都损失惨重。这时候，又有1艘葡萄牙人驾驶的中国式帆船从马六甲赶来，葡萄牙人的战船数量上升到了6艘。但这并不能帮助他们击退数量众多的敌人，反而加剧了岛上的补给困难，而明军则可以背靠海岸，获得充足的给养。
经历了一系列的失败之后，海道汪鋐重新组织明军进行了精心准备。包括私下接触了为葡萄牙人工作过的华人，了解葡萄牙人的具体数量和武器情况。除了将总兵力增加到50艘战船外，海道还精心准备了大量火船，用以弥补自身战船火力不足的毛病。在进行了足足40天的围困后，明军终于发起了总攻。由于屯门岛上人烟稀少，物资匮乏，岛上的葡萄牙守军自然也是补给匮乏，以行商为主的船队也没有多少弹药可供消耗。结果在明军最后一次总攻开始后，葡萄牙人在一个无风天气下损失了他们的2艘帆船。剩下的人虽然不忍心抛弃被关押在广州的皮雷斯，却不得不决定将剩余船上的幸存者都集合到情况最好的3艘船上，拼死突围出去。最后，他们利用一次突然刮起的狂风，幸运地突破了明朝水师的，直接逃向马六甲城，剩下的1艘船则被他们提前。
明朝虽然在屯门海战中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却赢得并不轻松。虽然在屯门岛的葡萄牙人并没有数量足够的武器和军队，使用的船只也都是在亚洲临时购买的，但依靠先进武器优势与战争经验丰富，依然给明朝军队以不小的心理打击。今天很多人在将此战简单定性为中国对近代殖民者的第一次胜利，并且夸大交战双方的武器技术差距，这实在是多此一举。如果同一武装情况下的葡萄牙人出现在印度或是马六甲等地，可能早就被群起攻之的当地武装给吞没了。更不要说依靠这样的配置去迎战马穆鲁克和奥斯曼土耳其人。
由于没有能够围歼这一小群其貌不扬的葡萄牙人，明朝地方自然是火冒三丈。此时碰巧被到广州的皮雷斯等人就成了对象。他们被分别关押后，接受了明朝地方官长时间的审问，在不得要领后被继续。一些人遭受到了明朝方的，先后毙命，唯有皮雷斯的待遇稍稍好于其他人，他带来进献给的礼物也被地方官们侵吞。一直到这个时候，依然有零散的葡萄牙人搭乘泰国人的船抵达广州进行贸易。于是，早就杀红了眼的明朝地方官员再次组织人手突袭了这些商船，在就地完成分赃后，那些被抓的葡萄牙商人连同船上的泰国人也都遭到了明朝地方守军的“就地”。
表面上，中文化冲突是这次战役爆发的最大导火索。例如皮雷斯在向明武的曼努埃尔国王写的国书，被明朝官员翻译得面目全非。当大使这些儒学官员时，后者的回答简单明了：这是天朝的礼数。的确，当时的任何国家，不分强弱，在以儒学世界观看天下的明朝官员眼里都是不折不扣的蛮夷。那么任何带有平等外交性质的公文就必须进行本土化的润色，以显得谦卑、恭候，不失乃至整个王朝的体面。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所有明朝中央官员都以儒学世界观看待天下大局，自认为有的义务，去提醒葡萄牙人，实际上已经日渐的朝贡体系。
而广州地方官员的积极表现，则是的利益使然。在长期的海禁下，这些地方官就已经默认并走私商人到南洋贸易，以自己掌控的垄断渠道牟取暴利，以至于明朝中央朝廷三番五次严禁沿海私商航海，都不了了之。由于这类行当带有性并伴随着巨大风险，于是沿海地区的海盗就成为最佳人选。这些苟活于大明法律灰色地带的本土冒险家，亦商亦盗，甚至与来华的葡萄牙船队在越南海域发生过严重冲突。他们中一些胆子更大的人索性离开中国，去到诸如泰国等南洋藩属国，成为这些国家的使节和商务代表，又靠着本土关系，为藩属国进行朝贡贸易牵线搭桥。当这些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时，与之勾搭的广州地方官员便索性在自己的省份私自解除了海禁。一时间，大量的南洋商船蜂拥而至。明武时虽然有整顿广州的这种乱象，却从没有认真执行过。或许头脑灵活的明武自己都意识到，海禁锁国是多么的愚不可及。因而，他对葡萄牙使者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然而，葡萄牙人的出现，无疑会让这些利益团体的固有盈利模式受到严重损失，这就好像印度洋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和更东面的缅甸、马来亚人经常对葡萄牙船队抱有是一个道理。所以，双方不仅总是因为葡萄牙人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而关系紧张，在正当贸易中，双方也是斗得难解难分。例如屯门海战前夕，有1艘搭载有葡萄牙商贩的泰国船先于其他船抵达广州。按照当时的，先到者先进行贸易，也就意味着先到者能及时出手货物。然而后来的泰国船竟然能够直接插队贸易，因此遭到了葡人的严重。这次冲突也被认为是屯门海战爆发的一个导火索。无疑，具有背景的华侨商人，有权开后门。也正因如此，明朝地方官一方面反对葡萄牙人在离珠江口更远的屯门岛建造防御海盗的简单工事，一方面却那些“泰国人”在东莞聚集，以至于葡萄牙人以泰国的旧称暹罗，将当时的东莞形象地称为暹罗港。这些“泰国人”与沿海海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除了的偏袒，沿海的居民往往也对初来的葡萄牙人如此和怨恨。因为他们正是整条靠海吃饭的灰色经济带上的主要参与者和分享者，一方面受到明朝整体海禁制度的，无法正常靠海营生，另一方面却可以以非常途径谋生，甚至致富。当中的不少人以到南洋混个使节身份为荣。他们的分工也明确而简单，有人去招揽生意，有人负责明面上的打点和经营，更多人则单纯这一体系本身，甚至为此不惜使用。这也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广东地方的水师在巡逻中总是相安无事，而外商船来华则经常海盗。
至于这条灰色垄断链最大的受益人依然是那些他们的广州地方官员。他们利用沿海地区的走私商贩与水师部队，按照自身希望的意思向的中央朝廷禀报实际情况。正是他们的存在，让一场冲突以如此奇怪的方式发生。至于那些坐镇朝廷的儒学官员们同样会因为这条灰色垄断链而获利。地方官的贿赂与他们对于地方事务的决策裁判权都是相辅相成的。当然，他们一直都是世界观与体系坚定不移的支持者。这也恰恰是造成这种中央与地方大幅度割裂的原因之一。
当然，1521年的葡萄牙人是不可能理解这些因素的。第一次与中国外交的失败并不会马上他们继续来到中国贸易的决心。曼努埃尔一世钦点的大使皮雷斯依旧被关押在广州的内。至于钦点他的国王自己则在这一年的12月病死。他在位的20多年里，恰巧处于葡萄牙海上突飞猛进的时代。在他突然拥有继承权之前，他的几位前任国王已经为他打造了世界上最好的海军力量与技术团队，只等他继位后加以使用。他聪明地任用了达·伽马、阿尔梅达和阿尔布克尔克，这三位能力较强的指挥官帮助他将手中的资源和优势以最大化的状态发挥出来。曼努埃尔一世也完美利用了这段时光，将葡萄牙从一个边缘小国变成一个拥有大量海外属地的贸易帝国。他的绰号“幸运儿”因此得名，但他之后的葡萄牙海洋帝国就开始不那么走运了。
本文摘选于《海洋帝国:葡萄牙——开创海权霸主的先河 (1415-1583) 》，宋毅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本文编辑：左晨。文章内小标题与部分图片为后来所加。）
宋毅，中国散文协会会员、上海作协会员、毅品文文化传媒负责人，著名历史、军事作家，出版人，《战争特典》、《铁血文库》两大畅销系列刊物主编，自己著有《那时英雄：隋唐战史》、《壬辰1592：决战朝鲜》、《祖先的铁拳：历代御外战争史》等多部畅销历史、军事著作，深受读者欢迎。
本书为海洋帝国丛书中的一本，主要讲述葡萄牙在1415-1583年间建立海洋霸权至衰落的历史。15世纪末，在西欧人领导下，了大航海时代，弹丸之地的欧洲小国葡萄牙率先成为近代海上强国，建立起庞大的殖民体系。从古至今,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形形色色的海洋强国。这其中葡萄牙人的海国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在他之前，海上强国都会依偎在边缘的近海航区做文章；在他之后，任何没有胆量直接冲入大洋的国家，都不敢以海洋帝国自居。葡萄牙人的成功，恰恰就是这么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脖子上有痣代表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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